1965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。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，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。
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：
“《海瑞罢官》这张‘大字报’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？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，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。
大家知道，1961年，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，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，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‘单干风’，‘翻案风’……
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，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，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，为他们抱不平，为他们‘翻案’，使他们再上台执政。‘退田’，‘平冤狱’，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。”
“《海瑞罢官》并不是芬芳的香花，而是一株毒草。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，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，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，影响很大，流毒很广，不加以澄清，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。”
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，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，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，那就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《海瑞罢官》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，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“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《海瑞罢官》的政治实质”。
江青指使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事，对党中央，对周总理都是保密的。
当然作为当时已是中央第六号人物、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。因此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（《海瑞罢官》的作者）的文章感到愤怒，而且彭真向来认为吴晗是个忠实的好同志，学识渊博的好学者，如此“上纲上线”，分明是另有企图嘛！
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：
“《海瑞罢官》这出戏我看过，毒害没有那么大。”
同时，他针对张春桥、姚文元说：
“上海周信芳也演过《海瑞罢官》，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？……”
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彭真、陈毅等
中宣部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，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“单干风”、“翻案风”很勉强。因此，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。
正是这种做法，彭真为自己惹下了“大祸”。他根本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。
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，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：
“吴晗可不可以批判？”
彭真答道：
“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。”
吴晗、袁震夫妇和吴晗手迹
事后，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，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。
彭真对吴晗的保护，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“针插不进”、“水泼不进”的“独立王国”的印象。在打倒罗瑞卿、陆定一、杨尚昆时，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。
两个星期过去了，北京等地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。毛泽东下令：出小册子！
11月24日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。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，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。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，被迫同意征订，但仍拒绝发行。
作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、张春桥，他们一边捺下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，一面策划着“放长线钓大鱼”。
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，周恩来出面了。不过他实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，毛泽东已开始抱怨“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”的北京市委要搞“独立王国”了，他必须使毛泽东改变对彭真这一看法，以保护彭真。
北京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，彭真最后同意转载，但他认为，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，以免震动太大，并强调这是执行“放”的方针，实际上是退一步地保护吴晗。
11月29日，《北京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。
次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也在《学术研究》栏里全文转载。
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，因此他亲授《北京日报》的按语，强调了要根据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进行平等的、以理服人的讨论。
彭真一家
《人民日报》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，也强调了“双百方针”。
只有《解放军报》的按语是：《海瑞罢官》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。
此后，《北京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按照周恩来、彭真的意见，有意刊登了邓拓、周扬、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，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，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。
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，以批判《海瑞罢官》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。
本文摘自《中南海人物春秋》，顾保孜 著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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